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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在哪里写作(三)
来源:翰高集团   时间 :2019-06-16


编者按:手握乾坤笔,畅写心中事。他1986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断层》,获得首届全国煤矿长篇小说“乌金奖”。“短篇小说王“刘庆邦在哪里如何写下的这部23万字的小说呢?让我们阅读他的《在哪里写作》……(三)

《在哪里写作》(三)

在地下室和公园里写作


在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还没有双休日,一周只休息一天,只有星期天休息。星期天对我来说是宝贵时间,我必须把它花在写小说上。除了凌晨在厨房里写一阵子,还有整整一个白天,去哪里写呢?去办公室行吗?不行。我家住在建国门外的灵通观,而我上班的地方在安定门外的和平里,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太远了。上班的时候,我和妻子每天都是早上坐班车去,下班时坐班车回。星期天没有班车,我如果搭乘公共汽车去办公室,要转两三次车才能到达,需要自己花钱买票不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实在划不来。

只要想写,总归能找到地方。我们住的楼楼层下面有地下室,我到地下室看了看,下面空空洞洞,空间不小,什么用场都没派。别看楼上住那么多人,楼下的地下室却是无人之境。我在地下室里走了一圈,稍稍些紧张。地下室里静得很,我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呼吸。这么安静的地方,不是正好可以用来写东西嘛!我对妻子说,我要到地下室里写东西。妻子说:你不害怕吗?我说:那有什么可怕的!我拿上一个小凳子,背上我的黄军挎,就到地下室里去了。我把一本杂志垫在双膝并拢的膝盖上,把稿纸放在杂志上,等于在膝盖上写作。在地下室里写了两个星期天,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地下室的地板上积有厚厚的像是水泥一样的尘土,用脚一踩就是一个白印。可能有人在地下室撒过尿,里面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尿臊味。加之地下室是封闭的,空气不流通,让人感觉压抑。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呼吸,呼吸不到好空气,似乎自己笔下也变得滞涩起来。不行,地下室里不能久待,还是换地方好。

我家离日坛公园不远,大约一公里的样子。我多次带孩子到公园里玩过,还在公园里看过露天电影。公园不收门票,进出都很方便。又到了星期天,我就背着书包到日坛公园里去了。那时的日坛公园内没什么建筑,也没怎么整理,除了一些树林子,就是大片大片长满荒草的空地。我对那时的日坛公园印象挺好的,觉得人为的因素不多,更接近自然的状态。我踏着荒草,走进一片柿树林子里去了。季节到了秋天,草丛里开着星星点点的野菊花,一些植物高高举起了球状的果实。柿子黄了,柿叶红了,有的成熟的柿子落在树下的草丛里,呈现的是油画般的色彩。熟金一样的阳光普照着,林子里弥漫着暖暖的成熟的气息。我选择了一棵稍粗的柿树,背靠树干在草地上坐下开始了我的公园写作。公园里没有多少游人,环境还算安静。有偷吃柿子的喜鹊,刚在树上落下,发现树下有人,赶紧飞走了。有人大概以为我在写生,画画,绕到我背后,想看看我画的是什么。当发现我不是写生,是在写字,就离开了。

就这样,我早上在厨房里写,星期天到公园里写,用了不到半年的业余时间,第一部长篇小说《断层》就完成了。这部23万字的书稿,由郑万隆推荐给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文学编辑室主任顾志成,由秦万里做责任编辑,书在1986年8月出版。书只印了9000册,每本书的定价还不到两元钱,我却得到了六千多块钱的稿费。这笔稿费对我们家来说可是一笔大钱,一下子改善了家里的经济状况,使我们可以买电视机和冰箱。说到稿费,我顺便多说两句。发第一篇短篇小说时,我得到的稿费是30元。妻子说,这个钱不能花,要保存下来做个纪念。发第一篇中篇小说时,我得到的稿费是370元。当年我们的儿子出生,我们夫妻因超生被罚款,生活相当拮据。收到这篇稿费,岳母说是我儿子有福,儿子出生了,钱就来了。还有,这本书获得了首届全国煤矿长篇小说“乌金奖”。也是因为这部书的出版,我被列入青年作家行列,参加了1986年底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


在办公室里写作


我家的住房条件逐步得到改善。1985年冬天,我们家从灵通观搬到静安里,住房也由一居室变成了两居室。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新家离办公室近了,骑上自行车,用不了二十分钟,就可以从家里来到办公室。

这样,我早上起来就不必窝蜷在厨房里写作了。长时间在厨房里写作,身体重心下移,我觉得自己的肚子有些下坠,好像要出毛病似的。搬到新家以后,妻子给我买了两个书柜,把小居室布置成一间书房,让我在书房里写作。到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为了寻找比较安静的写作环境,我也不用再去公园,骑上自行车,到办公室里写作就是了。

在煤炭报工作将近二十年,每年的劳动节、国庆节和春节,在一分钱加班费都没有的情况下,在别人都不愿意值班的情况下,我都主动要求值班。值班一般来说没什么事,我利用值班时间主要是写小说。煤炭工业部是一座工字型大楼,煤炭报编辑部在大楼的后楼。在工作日,大楼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有近千人上班。而一到节假日,整座大楼变得空空荡荡,寂静无声。有一年国庆节,我正在办公室里写小说,窗外下起了雨,秋雨打在窗外发黄的杨树叶子上哗哗作响。抛书人对一树秋,一时间我对自己的行为有些质疑:过节不休息,还在费神巴力地写小说,这是何苦呢!质疑之后,我对自己的解释是:没办法,也许这就是自己的命吧!还有一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写小说时,听着大街上不时传来的鞭炮声,甚至生出一种为文学事业献身的悲壮的情感。

尽管我只是业余时间在办公室里写小说,有人还是对我写小说有意见,认为新闻才是我的正业,写小说是不务正业。有时我在办公室里愣一会儿神,有人就以开玩笑的口气问我,是不是又在构思小说呢!不管别人对我写小说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对文学创作的信念没有改变。有一年报社改革,所有编辑部主任要通过发表演说进行竞聘,才有可能继续上岗当主任。我在竞聘副刊部主任时明确表态:文学创作是我的立身之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不会放弃文学创作。这个部主任我可以不当,要是让我从此不写小说,我做不到。听到我这样的表态,有的想当主任的人就散布舆论,说刘庆邦既然热衷于写小说,主任就让别人当呗!我已经做好了当普通编辑的准备,当不当主任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好在当时报社的主要领导比较开明,他在会上说,办报需要文化,报社需要作家,作家当副刊部主任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影响力。竞聘的结果,让我继续当副刊部主任。